2012年4月29日，一名外籍家政工人参加在贝鲁特举行的游行，声援黎巴嫩外籍工人的权利。（路透社）
南亚网视加德满都3月16日讯（作者 阿雅·钱德） 32岁的萨比娜·古隆，至今谈及在科威特的四年务工生涯，依旧难掩内心的恐惧与无助。2021年，为给家中子女凑齐学费、为年迈父母承担医疗开销，她告别故土，远赴科威特从事家政服务。一份原本约定两年的劳务合同，最终在雇主的威胁与暴力胁迫下延长至近四年，直至尼泊尔驻科威特大使馆介入干预，她才得以挣脱困境，艰难踏上返乡之路。古隆的遭遇，并非孤例——每年，成千上万名尼泊尔女性怀揣着改善家庭生活的期盼奔赴海湾国家，却深陷卡法拉担保制度的桎梏与非正规务工渠道的隐患之中，维权无门、求助无路，而她们寄回国内的每一笔汇款，早已成为支撑尼泊尔经济运转的重要力量。
“除非我们找到人来接替你。”这是2024年古隆提出返乡请求后，雇主给出的唯一答复。彼时，她已在科威特勤勤恳恳工作近三年，始终严格恪守合同约定，却未曾想，雇主为强行挽留她，不仅非法扣留了她的护照，更将最初的敷衍推诿，逐渐升级为赤裸裸的威胁与暴力。“只要我犯一点小错，他们就会威胁解雇我，甚至说要永远不让我回到尼泊尔。”古隆回忆道，那些日子里，她无数次羡慕男性劳工的“自由”，“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男人，那样至少可以自由外出务工，不用时刻活在恐惧之中。”
古隆的悲惨遭遇，根源直指海湾地区普遍实行的卡法拉担保制度。这一制度将外籍劳工的合法居留权与担保签证的雇主直接绑定，未经雇主书面许可，劳工既无法更换工作、擅自离境，也无法更新自身合法居留身份。对于尼泊尔女性家政工而言，这一制度意味着彻底丧失议价能力——她们的工作场所就是雇主的私人住宅，雇主集房东、担保人、管理者于一身，更是掌握其人身自由的“把关人”，一旦发生劳资纠纷，她们孤立无援，甚至连求助的渠道都无从寻找。
更令人揪心的是，古隆的经历并非偶然，而是众多尼泊尔女性海外家政工的真实写照。尼泊尔海外就业部的官方数据显示，前往海湾国家务工的尼泊尔女性数量正逐年攀升：2023年，共有30870名女性获得前往阿联酋、卡塔尔、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新工作许可，约占这些国家尼泊尔务工总人数（193534人）的16%；2024年，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至34402人，其中大部分来自贾帕、莫朗、马卡万普尔、辛杜帕尔乔克和加德满都等地区。这些女性大多怀着改善家庭生活的美好期盼踏上征程，却往往陷入“同工不同酬”“工时无上限”“工资被拖欠”的困境，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令人唏嘘。
古隆的劳务合同原本约定，两年内主要负责厨房相关工作，但随着雇主家庭成员增多、孩子出生，她的工作内容被擅自扩大：照顾幼儿、额外承担清洁工作、延长工作时长，而这一切，既没有重新协商合同条款，也没有任何额外报酬，工资更是经常被拖欠数月之久。“原本只签了两年的合同，我却被迫多做了近两年，直到使馆介入，才终于得以回家。”古隆的话语中，满是无奈与心酸。
这种困境的背后，是尼泊尔女性海外务工渠道的严重两极分化。并非所有移居海湾地区的尼泊尔女性都从事家政工作，也并非所有人都遭遇不公待遇。来自加德满都桑卡拉普尔市的苏洛查纳·高塔姆，通过政府认可的正规渠道找到了一份工厂工作，尽管因健康问题在一年半后选择返乡，却切实感受到了正规渠道带来的保障。“通过有正式文件的公司办理务工手续，要安全得多，不仅有保险保障，自身的合法权利也有书面合同明确记录，遇到问题也有章可循。”高塔姆坦言。
但高塔姆也无奈表示，并非所有尼泊尔女性都有这样的选择。对于许多来自尼泊尔农村的女性而言，国内就业机会匮乏、家庭经济压力巨大，通过非正式中介前往海湾国家从事家政工作，往往是她们改善家庭困境的唯一出路。尼泊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该国2024年失业率高达12.6%，15-24岁青年失业率更是攀升至20.8%，巨大的就业压力之下，大量女性被迫选择非正规渠道出国务工，这也让她们彻底失去了正式合同、保险保障和政府保护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事实上，尼泊尔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，也并非没有采取行动。2017年，尼泊尔首次出台禁令，禁止女性前往海湾地区从事家政工作，试图遏制女性务工者被剥削、被虐待的现象。但事与愿违，这一禁令并未阻止女性出国务工的脚步，反而促使更多人选择非正规途径出境，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脆弱性。“那些通过非正规路线前往海湾国家的女性，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工作时间，每天被随意支配，一旦遇到不公待遇，几乎没有任何补救措施。”高塔姆举例说，她的邻居母亲不幸去世，远在海湾地区务工的女儿却因雇主坚决拒绝，无法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，留下终身遗憾。
“他们不理解8-8-8法则——八小时睡眠、八小时工作、八小时休息，这是最基本的劳动权益，却成了我们遥不可及的奢望。”高塔姆的话，道出了无数女性家政工与其他行业劳工的核心差距。对于在公司、餐厅、工厂或零售连锁店工作的劳工而言，他们大多拥有正式劳动合同，工作场所受劳动法规约束，即便面临工资盗窃、护照没收等问题，也能通过同事互助、劳动监察等渠道寻求帮助；而在私人住宅工作的女性家政工，却无法享受这些最基本的保障，甚至连自身的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，沦为最易被剥削的群体。
在科威特星巴克咖啡店担任咖啡师的阿维什娜·巴斯内特，便是正规渠道务工的受益者。她每月收入275科威特第纳尔（约合13万卢比），劳务合同明确允许她在三年后自愿辞职，若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，也可自由跳槽至其他公司。“我见过太多通过非正规中介而来的同胞，她们大多教育程度不高，对自身的合法权益知之甚少，怀着养家糊口的绝望来到这里，可现实往往与中介承诺的截然不同。”巴斯内特感慨道，这些中介收取高额费用后，便撒手不管，承诺的薪水从未兑现，他们的责任，仅仅止于将劳工送到机场，“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，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可言，与其毫无准备地来到这里遭受剥削，不如留在尼泊尔，哪怕日子苦一点，至少活得有尊严。”
巴斯内特的丈夫乌塔姆·查利斯，在科威特一家小公司担任厨师，虽也被雇主扣留了护照，但至少可以在决定离开时取回，他的压力主要来自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负担。夫妻二人的不同经历，清晰地凸显出尼泊尔移徙劳工内部的巨大隔阂——性别不同、务工渠道不同，面临的困境也截然不同，而女性家政工，无疑是其中最脆弱、最易被忽视的群体。
业内人士分析指出，女性家政工的脆弱性并非偶然，而是结构性的困境，深深根植于她们的工作地点、雇主的绝对权力，以及卡法拉制度的实际运作方式之中。性暴力、言语虐待、拖欠工资、非法拘禁等不公待遇，并非孤立发生的个案，而是将劳工完全置于雇主绝对权威之下、缺乏有效监督与证人的制度必然结果。据统计，目前在海外务工的尼泊尔人约有400万，其中75%为非技术劳工，大多集中在海湾国家，过去6年里，已有3272名海外劳工意外死亡，而女性家政工的遭遇，往往因工作场所的私密性，更难被察觉、被关注。
比贾亚·拉伊曾在国外务工多年，如今是外来务工妇女团体“Aprabasi Mahila Kamdar Samuha”（外来务工妇女团体）的创始人，她自身也曾遭遇过严重的性别歧视——在工厂做着与男工完全相同的工作，时薪却只有男工的一半。“老板说这是规定，没人敢质疑，也没人有能力质疑。”拉伊回忆道，多年来，她一直致力于为海外女性务工者争取合法权益，而她始终认为，唯有完善相关法律体系，才能为这些女性提供持久、有效的保护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截至目前，尼泊尔尚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公约（该公约明确规定了家庭佣工的最低劳动标准）和第190号公约（该公约要求成员国采取有效行动，打击工作场所的暴力与骚扰行为）。“这些妇女用自己的血汗钱，通过汇款维持着尼泊尔的经济运转，”拉伊痛心地表示，“尼泊尔近三分之一的GDP来自个人汇款，其中超过一半来自海湾国家的务工人员，可我们的国家，却至今无法给予她们最基本的法律保护，这是对她们的不公，也是整个国家的遗憾。”
尼泊尔海外就业部发言人钱德拉·巴哈杜尔·希瓦科蒂坦言，由于大量女性通过非正规渠道出境，没有办理劳动许可证，始终游离于正规监管体系之外，政府的干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。“我们没有关于在海湾国家从事家政工作的尼泊尔女性的可靠数据，也很少收到她们的正式投诉——毕竟，对于非法移民而言，她们根本不敢主动向政府求助，生怕遭到惩罚。”
目前，尼泊尔在海外女性家政工保护方面，仍存在巨大的政策与实践差距。随着前往海湾国家的尼泊尔女性数量逐年增加，如何规范务工渠道、完善法律保障、破解卡法拉制度带来的固有困境，成为尼泊尔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。而像拉伊这样的权益倡导者则表示，在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措施出台、相关监管体系完善之前，仍会有无数尼泊尔女性，为了家庭生计，冒着被剥削、被虐待的风险，想方设法前往海湾国家从事家政工作，她们的挣扎与期盼，值得国际社会与尼泊尔政府的共同关注与重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