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尼尔·巴布·潘特（Sunil Babu Pant）尼泊尔LGBTIQA+ 群体的守护者。

他是亚洲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国家级立法委员，2021年出家，法号比丘迦叶。

潘特出生于尼泊尔廓尔喀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家庭，拥有白俄罗斯明斯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，后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，但六个月后退学。

2001 年，他成立了尼泊尔第一个LGBT组织蓝钻协会，该协会在 2008 年拥有 120,000 名成员。

在他的努力下2008年尼泊尔最高法院将同性恋合法化并允许同性婚姻。

LGBTIQA+ 指性倾向与性别认同文化多样性，除了狭义的指同性恋、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，也可广泛地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。

“酷儿”一词来源于英文的“Queer”，原意是“怪诞、奇怪、（性）变态的”，在过去的英语语境中常被用来侮辱同性恋者、跨性别者等不符合主流性别规范的人群，具有较强的歧视性 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在美国学术界的号召之下，“酷儿”一词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：面对主流社会的侮辱，性少数群体不应该感到羞耻，反而应该勇敢的告诉主流异性恋社会：“我们就是“酷儿”，那又怎样？！”。

至此，“酷儿”一词正式从侮辱性的“脏话”，变成了包括各种非主流的性别认同、性倾向、性实践、性与性别表达等的集合身份，将以同性恋运动开始的性少数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性别认同为“酷儿”的人拒绝二元性别划分，在使用人称代词时，拒绝使用具有性别暗示的他/她，而多用Ta/Ta们。

潘特在 2012 年给马克·扎克伯格写了一封公开信，敦促脸书允许其用户将他们的性别列为“其他”，这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

以下为苏尼尔·巴布·潘特自述：

我在白俄罗斯明斯克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期间，亲眼目睹了男同性恋者遭受的压迫，对“酷儿”的抨击。

医院里张贴着“提防同性恋”的海报、警察对同性恋者的突击搜查和殴打司空见惯。我在白俄罗斯的几年中，没有接触过那里存在的地下同性恋生活。

我去日本时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性取向，我非常害怕，三天无法入睡。为了调和我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，我与一位同性恋书商交谈并阅读了我能拿到的每一本有关的书，包括关于印度教和性行为的著作。

后来，我去香港科技大学深造，但是在那里我感到困惑，迷失了方向。

原本以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现代社会，对性取向持开放态度。但我错了，那里的人对我的坦率感到不自在，仅仅六个月后，我就放弃学业回到了尼泊尔。

那时我对计算机研究不太感兴趣，我想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。1999 年，我作为志愿者前往奥里萨邦，为造成 10,000 多人死亡的超级飓风的受害者提供援助。我在那里呆了 10 个月，接触到了佛教。

回到尼泊尔后，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，开始深入 LGBTIQA+ 社区，了解他/她们的生活是多么不愉快和艰难。

因此，我决定为此做点什么，2001 年成立了蓝钻协会（Blue Diamond ），这是尼泊尔第一个 LGBTIQA+ 组织。

蓝钻协会从艾滋病预防工作开始，这是获得资金和非政府组织注册的唯一途径。我们在加德满都设立了办事处，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城镇。

尽管大多数人都有性行为，结婚，生孩子，但在尼泊尔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里，性、跨性别和非主流性行为并不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。

2007年蓝钻协会决定上法庭，与歧视性法律和对同性恋社区的态度作斗争。我们赢得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，尼泊尔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应承认第三性别，并审查和改革所有具有歧视性基础的法律。

政府接受了裁决，尼泊尔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第三性别性行为的国家，也是南亚第一个将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。

政府成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同性婚姻委员会。2008年尼泊尔政府基本上取消了同性恋的刑事罪名，并允许尼泊尔对同性婚姻进行研究，这一决定成为许多国家的参考。

这次胜利使我引起了加德满都政界的注意，尼泊尔共产党的一个分支尼泊尔共产党（联合）邀请蓝钻参加其 2008 年新制宪会议选举活动。

选举后我成为亚洲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议员。我将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直接带入了制宪会议，其任务是起草一部新宪法。 我积极参与了基本权利章节的起草工作，并获得了所有主要政党的同意。

尼泊尔社会对跨性别和非主流性行为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变，但我们仍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。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继续这场斗争，让辩论继续下去。

潘特还成立了尼泊尔第一家同性恋旅行社 Pink Mountain，为同性恋夫妇提供量身定制的旅游服务。

2011 年 6 月，尼泊尔举行了第一场公开的同性婚姻仪式，潘特为一位律师和一位来自丹佛的教授举行了婚礼。

他被挪威国会议员Anette Trettebergstuen和Håkon Haugli提名为2014 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。

刚成立蓝钻协会时潘特遇到了一个男同性恋者，他告诉潘特，尽管他不愿意，但家人还是强迫他娶了一个女人。

这对潘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他在廓尔卡农村长大，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。

“我也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压力，但因为我在经济上独立并且受过教育，所以我离开了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幸运”。

这个故事在他脑海里存在了很长时间，2023年电影《蓝花》在加德满都上映了。

潘特开始了电影制作人的职业生涯，他与导演普拉德胡姆纳·米什拉合作拍摄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“蓝花{为不可能而奋斗}”，讲述了尼泊尔包办婚姻的传统，这个传统让许多男同性恋者、女同性恋者和其他人—陷入不幸的生活：大多数同性恋人群不得不加入由父母安排的婚姻。

这部电影很简单。它讲述了来自尼泊尔农村的年轻男同性恋者蒂拉克的故事，他两次逃婚，母亲告诉他，如果他再次逃婚会令她羞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蒂拉克被迫同意了这桩婚事。

可以想象，这对夫妇的结合并不愉快，蒂拉克宁愿睡在地板上，而不是与他的新娘同床共枕。

这对夫妇虽然结婚了但一直没有孩子，他们面临着家人的唠叨和村民们的谣言。

蒂拉克的男性尊严受到质疑，而更深的痛苦落在妻子身上，尼泊尔传统社会中，不生孩子的女人被认为是有罪的，村民们诋毁她并称她为女巫。

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离婚的农村社会中，蒂拉克和他的妻子都生活在羞辱中。

《蓝花》虽然取材于尼泊尔农村，但这个问题在加德满都等城市也很普遍，尤其是在精英家庭中。

但是，与农村不同，城市中很多东西可以相对容易地隐藏起来。

“这种事情仍然在发生。我想通过电影展示包办婚姻对“同妻”（指男同性恋者的妻子）的影响，她们不得不过着痛苦的生活。

影片对白不多，但两个词几乎可以概括这部电影—“对不起”和“家族声誉”。

蒂拉克对妻子说了多次“对不起”，而社会则不断提醒他是如何毁了父亲和整个家族的声誉。

“即使在今天也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尼泊尔父权制社会为我们所有人制定了特定的生活规范，当我们不按照规范去做时，就会受到诽谤和排斥。”

潘特希望这部电影不仅能在城市地区，而且能在尼泊尔农村地区引起讨论。“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更多地讨论，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。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到一定程度，我们谈论同性婚姻、性认同和跨性别社区的人获得公民身份，但我们很少谈论强迫婚姻对我们社会的影响。这就是我在《蓝花》中强调的”。

其实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已经成功了。（完）

（责任编辑：刘美玉 审核：罗蒙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