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亚网视加德满都11月25日讯 1962年，中印边境爆发战争。战火虽然很快熄灭，却在印度社会留下了深刻而漫长的阴影。在这场战争及其余波中，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，针对“看起来像中国人”的少数族群，猜忌与排斥如病毒般蔓延开来。

约3000名华裔印度人——多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中国广东、福建移民印度的华侨后裔——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直接受害者。他们被强行迁往拉贾斯坦邦一处废弃的二战战俘营，这里原本关押过战俘，如今却成为印度政府所谓“预防性拘留”的场所。营内缺乏基本医疗与卫生设施，食物配给严重短缺，许多人因疾病、营养不良，甚至精神崩溃而备受折磨。

更为深远的是，这种集体性的怀疑与偏执逐渐渗透进印度社会的意识深处。华裔群体被长期污名化为“潜在威胁”，他们的文化认同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。这段历史，成为印度历史上一页充满偏见与恐惧的黑暗记忆，也在岁月的尘埃中渐渐被遗忘。

在这场历史洪流中，黄小亮家族的经历，是无数华裔家庭的缩影。他的祖先在150多年前（约19世纪中叶）从中国南方漂洋过海来到印度，最初在加尔各答扎根，凭借传统制鞋手艺艰难谋生。

黄小亮出生于尼泊尔加德满都，他的父亲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，为躲避针对华裔的迫害，举家从加尔各答迁至相对安全的尼泊尔首都。彼时的加尔各答，作为印度东部最大的城市，聚集了大量的华人商贩与工匠，但也因此成为了政府重点监控的区域。许多华人家庭被强制登记、搜查，甚至未经审判便遭到羁押。

“民族是无国界的，而语言是一个人的身份。” 黄小亮深情地说道，他不会普通话但是会客家话。客家话，这种主要流行于中国广东、福建及台湾的方言，是黄小亮与家族传承的重要纽带。尽管远离中国本土，黄家始终通过制鞋手艺和客家话，维系着家族的文化根脉。带领全家到加德满都后，黄小亮的父亲重操旧业，开设了一家制鞋作坊，而黄小亮则从父辈手中接过制鞋的工具，在皮革与缝线的碰撞声中，延续着家族的技艺。

如今，黄小亮在加德满都的包集市（Bag Bazar）经营着家族店铺“Wong & Co Chinese Shoes”（黄公司）。店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手工皮鞋，有男士野战靴、粗革皮鞋、链带靴、制服靴以及切尔西短靴，此外，还有少量需要定制的女鞋。为了适应市场需求，20%的皮鞋原料从中国进口，但店铺始终坚守核心工艺，坚持手工制作。鞋底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针一线缝合，每双鞋都要经过数十道工序的精心打磨，以确保其耐磨性与舒适度。

然而，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商业浪潮的冲击下，举步维艰。“加德满都人对手工皮鞋了解有限，他们更信任机器制造的成品鞋。”黄小亮无奈地坦言。年轻消费者往往更追求时尚款式，而忽视了鞋子的耐用性，加之本地市场对本土产品存在偏见，这使得黄小亮的生意愈发艰难。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进口的真皮布洛克鞋在尼泊尔售价至少100美元，而他的店铺用同等品质皮革制作的同款鞋，包含一年保修期，售价却不到60美元。“手工鞋的成本更高，优质的皮革、人工缝制的鞋底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品质体现。”他说，“但很多人往往只看价格标签。”

尽管过去十年销售额持续下滑，黄小亮却从未放弃对品质的坚守。“鞋子是穿在脚上的，质量比什么都重要。”他坚决拒绝为降低成本而使用劣质材料，即便这意味着会失去部分客户。这份执着背后，不仅是对家族技艺的自豪，更是对文化传承的庄严承诺：“我们很幸运，没有像战后阿萨姆邦和加尔各答的许多华人那样，被迫放弃自己的语言与习俗。”

作为在尼泊尔出生、长大的第三代华裔，黄小亮的身份认同始终交织着复杂的情感。他将加德满都视为自己一生的故乡，店铺里的客家话、传统的制鞋工艺，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朦胧记忆，构成了他身份的核心部分。然而，尼泊尔严格的公民身份法规，却成为了横亘在他面前的一道现实障碍。由于他的父亲出生于印度，根据尼泊尔《公民法》规定，父母双方至少一方需为尼泊尔公民方可申请入籍，因此他无法获得尼泊尔国籍。

“我每月按时缴税，在工厂雇佣了20多名尼泊尔工人，为当地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，如果回到印度，我可以轻易获得公民身份，但我选择留在尼泊尔。” 他计划通过出口手工鞋来扩大生意，却因缺乏尼泊尔国籍，无法购置土地、注册正规的出口公司。“我想买一块地建工厂，把鞋子卖到其他国家，但这一切都卡在了身份上。”

尽管面临诸多困难，黄小亮却依然不愿离开这片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：“加德满都是我的家，这里的街道、气味、客户，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。”

未来或许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但黄小亮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：“人们现在不相信本地产品，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，真正的价值在于用心制作的东西。”

在战火余烬与时代变迁的交织中，这位鞋匠的故事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命运的叙事，更是一代华裔群体在异乡坚守文化、对抗偏见的生动注脚。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伤痛，也看到了人性中坚韧与希望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