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亚网视加德满都 3月25日讯   “旧的历史并未改变，其余时间，激情也未消退；火车驶向何方，这里已无路可走……政府，请让我发言，请让我敞开心扉……”

这段说唱，不是单纯的文学表达，而是尼泊尔年轻一代绝望的呐喊。曾经唱着这段说唱控诉现状、追问未来的巴伦德拉·沙阿（人称巴伦），如今终于有了回应民众的机会。在3月21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，他以尼泊尔民族自由党（RSP）最高得票率胜出，几乎锁定总理之位。36岁的他，也将成为自2026年以来尼泊尔最年轻的总理。

巴伦的崛起，绝对不是一场普通的政治更迭。谁能想到，这位即将掌舵国家的人，曾是说唱歌手、诗人、工程师，还当过加德满都大都会区市长，如今又跻身联邦议员。他的多重身份，本身就是尼泊尔政治要变天的最好象征。

大家难免会问：旧政党和老领导到底差在哪？为啥民众在3月21日的选举里，干脆抛弃了他们，转而投向巴伦这样的新生力量？答案其实很简单——旧政党的不作为、背信弃义，还有一塌糊涂的治理，老百姓早就看在眼里、烦在心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民众的愤怒和不满越积越多，最终爆发了2025 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（G世代）运动。

几十年来，尼泊尔的政治说白了就是“家族生意”，旧政党长期治理不善，民众早就忍够了。尼泊尔国大党、尼泊尔共产党（联合马列）、前尼泊尔共产党（毛主义中心）的高层，轮流坐庄掌权。就算有些政党下了台，也会在关乎自身利益的关键议题上暗通款曲、互相包庇腐败。国家机构被党派化，政治人物公开插手人事任命，甚至有人怀疑不少任命背后藏着交易。权力被用来偏袒亲信、镇压反对者，法律也被选择性执行——国家把法律当成了工具，而非维护公平的武器，这在尼泊尔，慢慢变成了操控民众的“生命政治”。

就是这些不公、歧视和自私自利，把G世代逼上了街头。所以说，9月8日的运动，不是年轻人一时冲动，而是几十年积压的挫败感彻底绷不住了。

G世代运动之后，这次特殊背景下的众议院选举，唤醒了尼泊尔民众的政治意识。选民们从巴伦身上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希望，用选票投出了“变革”二字，也向那些老牌政党明明白白宣告：“够了！你们不再是主流，该歇一歇了！”

不过，选举前那段血腥的日子，还有当时民众发出的呐喊，谁也忘不了。以前，传统政党的领导人总拿民族主义、发展繁荣、民主法治这套说辞安抚民众，嘴上讲着“国家形势大好”，可这些空话，根本挡不住G世代的抗议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政府对这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，进行了残酷镇压，一天之内就有19人丧生。

这就引出了一个老问题：谁能得到正义？谁又该被惩罚？美国作家唐纳德·巴塞洛缪1973年的短篇小说《我们中的一些人曾威胁过我们的朋友科尔比》，恰好戳中了尼泊尔的现状，比在其本土语境下更显贴切。

小说里，一群自称“我们”的朋友，一直警告、威胁着群体里不守规矩的科尔比。科尔比不愿随波逐流，坚持独立思考、活出自我，最终在朋友的压力下离开了群体，走了自己的路。可这群人却说他“做得太过分了”，要处死他。

有意思的是，科尔比到底犯了啥罪，没人说清楚—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盗窃、杀人，或是做了违法的事，唯一的“指控”，就是“做得太过分了”。其实，科尔比象征着个人自由，而他的朋友们要处死他，不愿接受不同声音，正是群体思维和不宽容的写照。

“做得太过分了”这话很模糊，不同人、不同场景下，意思完全不一样，罪责轻重也没个准头。行刑后，科尔比反问：“我们难道不是越来越像个小暴君吗？”这里的“暴君”，就是指冷酷无情、独断专行。

“暴君”一词，源自公元前7世纪古雅典的立法者德拉古。公元前621年，他制定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，刑罚严得离谱，就算是小罪，也可能判死刑。他的法律以严酷闻名，直到现在，那些极其严苛的法律，还被叫做“暴君式法律”。

科尔比的这个反问，放在尼泊尔当下的语境里，有三层深意。第一，它点出了公正法律的核心——犯罪和惩罚得对等，不能轻罪重罚。第二，“小”这个形容词很有讲究，这个国家里，残酷的规则早已刻在受害者的骨子里，哪怕科尔比反对自己被处死，说话也带着卑微，不敢强硬反抗。第三，他用了“我们”，说明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要杀他的群体的一员，这不是反抗，只是卑微的恳求，而这份卑微，正是他最大的悲剧。

科尔比的遭遇，和尼泊尔G世代的抗议者何其相似——他们只是想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想改变不公的现状，却被贴上“过分”的标签，遭受镇压。而巴伦的当选，或许就是尼泊尔打破这种“暴君式”困境、回应民众诉求的开始。